我们应该以藏富于民的理念重新构建国企的改革目标，让国企成为社会分红的基础，透过给民企减税等方式为民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
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
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袖全球。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
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影响经济总量的因素，除去交易对手方的增加，还有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法律体系的完善，交易规则的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社会文明的进步，等等。
大家都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的确，乔布斯的热情和天分是难能可贵的，但乔布斯的奇迹是制度的产物。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三个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在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发生交易的可能数目是一个排列组合的过程，2个人参与，可以发生一个交易， 3个人是3个，4个人是6个，5个人是10个，6个人15个，7个人21个呈现出一个级数增长，或者是爆炸式增长的趋势。中国有一首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
温州现象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凸显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轮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强大资本市场的推动。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当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在世界舞台，欧洲最流行的理论叫美国威胁论。但毋庸置疑，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增长、通胀和转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我们相信，这些领域逐步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生产力，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和转型的最大动力。资本市场的建设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美国今天人均GDP为4.7万美元，阿根廷只有0.6万美元。美国经济体中，最重要的500个企业，组成了美国的财富500强，如果我们有机会浏览这五百家企业的名单，会发现其中鲜有非上市公司。一个突出的例子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所以13连跳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尤其是，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苹果全球的员工有4.6万人，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动员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夜以继日，奇迹般地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iPhone，靠的是一种激励机制，叫做股权激励。
在2000年，世界普遍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2050年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
这样对中国经济、社会资本、创新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好事。在临近竞选年的华盛顿，各路政客炒作中国话题的不在少数，但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两只老虎不知道对方在哪儿，可能都跑得很快，我们希望改革这只老虎跑得比另外一只老虎快一点儿，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并在此之后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真正的崛起。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首先，要疏通渠道，增加平台，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国经济为什么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这个背后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就是13亿人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个不可逆和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拢到一起，也同时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当达到临界点之后，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激发的创业和创新的热情，看到现代农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也可以大有作为。19世纪末期重工化过程中的美国经济，正是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浪潮得以整合，从而在钢铁、石油、化工等领域独霸全球。
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是一个十三亿中国人遭遇到市场经济的故事，未来的30年，应该是这个故事的延续。苹果1976年创立，1980年上市，乔布斯已经身价亿万，从此衣食无忧，因此有机会做一个更加纯粹的人，以创新为使命。
二是组合投资，在包括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多个金融市场中进行不同资产类别的组合投资，并根据不同性质养老资金的安全性要求和风险承受程度，进行不同比例的配置。去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将时点提前到2016年。
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推出了401K计划（企业补充养老计划），取得了成功，这能给我们很多启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但往往缺乏一点竞争规则。美国养老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80年代初期，在随后的30年中显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效果，美国普通老百姓的401K计划中的养老资金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90%以上。中国过去30年的奇迹，始于中国一个产业的市场化，从中国农业的包产到户开始。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各项制度建设的完善，将有机会使得中国经济被纳入一个更加透明、公开、有规则的竞争体系，使得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将会更好地将这种创业精神唤醒，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且，正因为他们坦承错误和无知，才放弃权威，鼓励地方和基层大胆试验。
而且，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精神是政经分开，逐渐把经济从党政中解放出来，给市场一个自由、稳定的制度支持。二者互相借力，你追我赶，共同谱写了一曲夺人心魄的改革乐章。
但是，就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上，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争论痕迹的共识。到1978年底，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早已春意盎然。
反思历史，以史为鉴，我们武断地把历史切割、分断。就官方而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目的是在本世纪（20世纪）末把我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公有制加国家计划。不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一个个人、企业、政党可以死于安乐，但他们的失败不会殃及整个社会。同时，我们更快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争论的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涉到我们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大转型。
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深信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解放的力度和深度。千篇一律，大家认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
（作者王宁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和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浙江大学科斯中心国际主任。我们的怀疑很快就有了收获。
我们身边不知发生了多少这样的故事：成功带来安逸的生活，或骄奢淫逸，或安享其成，而不知盛宴谢幕的钟声已经敲响。中国于是出现两个不同源的改革，一个来源于北京，一个植根于民间。
